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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摘编(2017年第12期“两论”专辑)

发布日期:[2017-09-22]来源: 浏览:

(供中心组、周一夜学参考)

  12

2017

 

学习摘编

 
 
 


编者按: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7.26”重要讲话,深刻解读对当今中国实践和矛盾的认识、判断和把握;911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要求增强学哲学用哲学的自觉性积极性。现将相关报道和“两论”解读文章进行编发,请各级各部门组织机关干部进行学习交流,营造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氛围,以更好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1、车俊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哲学用哲学专题会上强调

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2、许全兴: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

3、王伟光: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4、赵家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5、黄承梁: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宣传部编印

0一七年九月


 

车俊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哲学用哲学专题会上强调

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袁家军唐一军出席

 

浙江在线杭州911日讯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11日上午举行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车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增强学哲学用哲学的自觉性积极性,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袁家军、唐一军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袁家军、唐一军、刘建超、冯飞结合工作实际,谈了学习体会。

车俊指出,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力量,切实增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以重温《实践论》《矛盾论》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思想定力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同上,把政治定力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上,把战略定力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筑牢思想之魂。

车俊强调,要深刻领会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坚持立足实际作决策、谋工作,切实把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面精准落实到工作中去;深刻领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突破口,以改革再创民营经济新优势、加强社会管理、优化发展环境、惠及更多人民;深刻领会矛盾对立统一、辩证转化的观点,坚持在发展中做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进一步突出“四个强省”的工作导向,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深刻领会事物普遍联系、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观点,坚持用好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当前要把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发展环境。

车俊要求,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学哲学用哲学的表率,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中国实践和矛盾的认识、判断和把握,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以更好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摘自:20170912日《 浙江日报 》01版)

 


 

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

——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许全兴

 

80年前在延安窑洞诞生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两论”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必须反复研读和运用的经典。

“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世所罕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如何搞,从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书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只能从实践中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矛盾运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革命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他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哲学,有很好的哲学修养,提出“普及哲学”的卓见。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批评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两论”的思想就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在观念上的反映,也是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理论升华和系统化。“两论”充分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但它决不是书斋中的产物,它凝结的是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具有指挥革命战争并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直接斗争的经历,仅有书本知识的哲学家,是写不出“两论”的。

“两论”的诞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紧密相联。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抓住革命转变的有利时机,发奋读书,尤其是钻研哲学,总结革命经验,为即将来到的全民族抗战磨制思想武器。19375月,他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革命中间的一切错误,无一不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因“七七事变”爆发,讲课中断,唯物辩证法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讲课后,毛泽东同志将讲课提纲和讲课记录稿整理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虽然只是《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内容丰富而生动,其中结合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论著。

“两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

从人类哲学思想史看,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深刻地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给无产阶级以科学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论断,并强调还需要“说明和发挥”。发展实践理论和矛盾学说既是列宁遗留下的两大哲学课题,也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思想理论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着力著述《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中国的知行学说、矛盾理论,写出全新的论著,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也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实践论》阐述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着重强调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事物的实践,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阐述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着重强调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更为重要;阐述了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改正错误;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阐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改造客观世界;最后概括总结了认识的根本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上升的过程,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矛盾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的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提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指出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阐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阐述了怎样研究矛盾特殊性,强调必须具体地分析情况,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阐述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强调矛盾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意义和条件;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懂得这一精髓是真正懂得辩证法及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两论”的基本观点构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曾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两论”是“三个主要法宝”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两论”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中的大法宝。

“两论”是需要反复精读的经典

经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提倡,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两论”是中国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其基本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历史证明,违背“两论”的基本精神,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不符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践,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令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201312月和2015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首先是“两论”。这是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反复精读“两论”,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简单化,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两论”不仅是中国的经典,而且也是世界的经典。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曾于19501210日做出决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同时,《真理报》配发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实践论》,称“作者全面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原理。”“两论”还写进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成为一些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教材。“两论”也为国外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崇和称引,写进了国外多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论”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纪念“两论”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马列责我开生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摘自:20170822日《 人民日报 》08版)


 

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思想武器作用,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

一、“两论”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

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革命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写就的。1921年至1935年,“左”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站稳脚跟、准备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他领导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经验,深刻理解“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

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两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这两篇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上的“金钥匙”。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彻底拔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三、“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一,“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二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发展了列宁关于“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之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

第三,“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课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第四,“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历80年风雨沧桑,《实践论》和《矛盾论》重要价值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摘自:20170901日《 光明日报 》06版)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家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把讲授内容编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分别于19377月和8月发表。“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光大这一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实践论》《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为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类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指出改造客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改造主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还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蕴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思想,等等。《实践论》《矛盾论》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这样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都属首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新境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论”是在总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新的征程,为刚刚开始的全民族抗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时,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认识过程的推移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矛盾论》中,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与中国共产党清算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为例,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及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原理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加以说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毛泽东同志既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哲学意蕴的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以及古典名著中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融会贯通。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运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这种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说明了人们在实践中经过失败之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能变失败为胜利的道理;运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说明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矛盾论》中,在说明中国历史上有的学者用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用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例证;在讲到研究问题要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引用春秋时代孙子论军事时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说明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道理时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等。

二、“两论”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哲学理论是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两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党的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贯穿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中,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旺盛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应用,是我们党一切工作克敌制胜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两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阐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陷入片面性而犯“一点论”的错误。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在实践中平均使用力量,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等等。

三、“两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

“两论”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思想法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两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通过总结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我党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这条思想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7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指导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是搞好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哲学是聪明之学、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理论思维形式。要培养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要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要把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放在重要位置,通过结合新的实践要求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灵魂,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既要看到中国发展的美好未来,又要看到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耀新的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摘自:20170901日《 求是》)

 


 

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

——纪念毛泽东同志“两论”发表80周年

中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  黄承梁

 

《实践论》、《矛盾论》(后文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成文于1937 78 月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演稿。“两论”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历史性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深化、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石,教育全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以问题导向抓主要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今年是毛泽东同志“两论”发表80 周年,重温这两篇历史性巨作,对于处于“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竞合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转折点期的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典范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了解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只有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间的环境问题,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自身本身孕育着的对生态环境的天然破坏因子是其主因、内因。但恰如恩格斯所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许多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大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在发展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现在再补回去,问题积重难返,所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教训十分深刻。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峻形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超出理的想象。一是我们首先面临发展阶段的瓶颈,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个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国向环境污染宣战的时候,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5%,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已达到63%。当前我们仍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客观上资源、能源需求旺盛,排放量和转调控总量都很大。二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跑得太快,唯GDP 论盛行、为硬发展让路,总是企图“弯道超车”。现在自然禀赋的硬约束凸显出来,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显现,人民群众心理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不仅如此,还要看到,“弯道超车”这种本身就不科学的“快赶硬上”,惯性力量仍然很大、在一些地方为政者里眼里还很有市场。三是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康芒纳所指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当今世界,一些所谓新的生态环境技术,本身也依附着潜在的、不可控的风险和“恶”的基因。如同当前西医对人体的医治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器主义泛滥、过度治疗一样普遍,发达国家和我们,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设备,以“一物降一物”的工业线性生产模式,一部分设备进行产品生产,一部分设备进行废弃物净化处理,资源能源二次消耗和二次环境污染的比重很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缓解。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变化的根本动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至少有这样两点启示:一是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本身也是历史地、实践地,具有社会实践探索属性。只要有人类的活动,就会产生环境问题。客观看待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固然时不我待,需要立即行动起来,但只是机械式地“一刀切”,在任何领域都披上环境的外衣“来一刀”,恐怕将来也要后悔。全社会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确实需要一份理性和适度的淡定与从容,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二是要积极反思、全面审视我们环境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与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相比,存在的不足及其成因。要从实践的实际成效,切实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走向现代化,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不能口号喊得震天响,环境恶化趋势得不到扭转。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在秒新分异的现代信息社会和互联网+风起云涌、翻江倒海的时代,“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不是一句空话。但确实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称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不仅仅体现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为政者的“懒政”、“惰政”层面,如单纯依靠在会议室里听汇报、以会议文件落实会议文件,因而造成管理水平教条、机械、僵化,管理中的一刀切行为十分普遍(据说在近期中央环保督查中,个别地方出现了去给农民两亩三分地玉米脱粒机贴封条的现象);也体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个别网络大V 借一两个环保事件否定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成就。毛泽东同志写“两论”,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基此,中国革命既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有别于一般学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因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美丽中国”也是这样,东西部、南北之间、西部和西部之间,等等,还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基于真正了解中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完善理论、制定政策、对症下药。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31 年至1934 年,由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或许也存在并表现为这样几种主义。一是教条主义。这即如前文提及的一刀切、懒政、惰政。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央环境督查工作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全面落实和实施,一些地方出现了变相的、曲解中央环境保护政策的行为,如简单了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强拆了之。毛泽东同志说“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从历史长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处在由工业文明向后现代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前夜。拥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有赖于重大生态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绿色化的国民经济产业基础(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以及一系列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治体制机制的保障和完善。这条发展道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决消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一些过去以大肆损害公共环境利益为代价发展起来的“顽固派”、“既得利益”,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对于这些拒绝绿色发展时代潮流、拒不转变粗放生产方式的传统“大户”,倒是需要一刀切下去的。三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社会环境载体。过去我们往往将生态环境污染的大帽子放在企业身上。现在看来,中国是一个14 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群众实现衣食住行的绿色化转向,转“一点点”就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惊喜。如有统计数据指出,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为313.5 亿件,并连续6 年每年增长超过50%。快递一年用的胶带可绕赤道425 圈。又如快餐外卖,以我国若干外卖平台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天订单量大概在700 万单左右,一单仅按一个塑料袋计算,其数量就惊人。党中央近年提出“转变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时时、事事、处处讲生态文明,这是有的放矢。特别需要指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会议很多,参加会议的人多为生态文明界专业人士。理论上说,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更多独特的价值思考和以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特有方法,并更加注重知行合一。但从实际情况看,如动辄到星级酒店开会、坐而论道、远离实际问题,这是有问题的。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要以知行合一精神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精神。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新一代人的肩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观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巩固和深化,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相继建立,人们都期待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和建设一个绿色发展的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见或可参阅:第一,要解放和发展人作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要由“人”来建设。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身父母,也是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最终归宿;大自然不仅持续不断地哺育过我们的祖先,还要替我们继续哺育我们的后代及至后代的后代。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丰裕的今天,实现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自觉转向,可能更符合中华民族先贤对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期望,中华先贤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风骨,终究是我们安身安命、与天地为三的精神仰望。第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过去我们不断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讲或者讲得不够,致使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只有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使自然价值参与到人类劳动的分配格局中来,我们才能够迎接并引领人类向着绿色经济的巨大变革前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丽中国梦前行。

二、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即是说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身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第一,从历史维度看,人类“明于天人之分”,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在神秘、旷野的自然时空下,同其它动物一样,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几多惊悚、几多悲壮。火的意外发明、石器的使用,才使人类逐步进入“人类纪元”的时代,那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工业革命所爆发出的亘古未有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挖掘地球的“战斗力”,创造了有人类以来人类社会积累的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是一个“人类世”的时代。在这里,“人定胜天”占了上风,人类暴殄天物,但短短二三百年间,就使人与自然高度紧张。正是出于应对这种挑战,上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使之成为具有西方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思潮和运动。我国在经历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的迅猛、快速发展后,由于能源资源消耗过快,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传承和植根于古老东方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土壤,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思想中国化,科学判断和预见人类文明发展走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这将是一个“生态纪元”的时代,是生态文明的大时代!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关系范畴。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方位,并基于此定位和方位,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社会生产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并发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社会总动员。另一方面,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动态变化的。尽管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的主要矛盾,但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基本国情”。发达国家一两百多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和复合型特点。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形式也出现了变化。30 年前人们求温饱,现在要环保;30 多年前人们重生活,现在重生态。特别是如,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有的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全国频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可以说,作为执政党,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中的期望,并且顺应这种期待。基此,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与公共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显著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对解决这一矛盾的战略考量。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是规模化生产使人类商品迅速丰富,缺陷是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急剧加速,而前者正是通常被人们忽视、却被西方国家主导了近200 年的所谓文明优势。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恰如美国的政治理论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固然离历史性的转折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断然不必妄自菲薄,相反,我们需要对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智慧能够重塑和重构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给予必要的历史敬重和时代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基于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更高的竞合性和内在一致性,两者或对立,但生态文明要主动完成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以历史性姿态引领人类新文明的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把学习毛泽东同志“两论”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结合,不断开辟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两论”以实践和矛盾问题为纲,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汇贯通,形成了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哲学巨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党的开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两论”整体是立破并举的姊妹篇,一方面,《实践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本身也在讲《矛盾论》;另一方面,《矛盾论》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如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分析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等等。因而,“两论”又在整体上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学哲学、用哲学,号召全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同志著作篇目,“两论”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党的十八大到即要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2013 12 月和2015 1月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特别是着眼增强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实际本领,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发展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全景全貌,特别是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和“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生态红线”等战略范畴,无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的集中体现,无不与毛泽东同志“两论”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和建设者,要善于以毛泽东同志“两论”哲学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下大力气率先打赢人民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战役过程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

               (摘自:20170911日人民网理论频道)

,请各级各部门组织机关干部进行学习交流,营造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氛围,以更好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1、车俊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哲学用哲学专题会上强调

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2、许全兴: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

3、王伟光: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4、赵家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5、黄承梁: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宣传部编印

0一七年九月


 

车俊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哲学用哲学专题会上强调

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袁家军唐一军出席

 

浙江在线杭州911日讯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11日上午举行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车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增强学哲学用哲学的自觉性积极性,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袁家军、唐一军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袁家军、唐一军、刘建超、冯飞结合工作实际,谈了学习体会。

车俊指出,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力量,切实增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以重温《实践论》《矛盾论》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思想定力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同上,把政治定力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上,把战略定力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筑牢思想之魂。

车俊强调,要深刻领会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坚持立足实际作决策、谋工作,切实把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面精准落实到工作中去;深刻领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突破口,以改革再创民营经济新优势、加强社会管理、优化发展环境、惠及更多人民;深刻领会矛盾对立统一、辩证转化的观点,坚持在发展中做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进一步突出“四个强省”的工作导向,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深刻领会事物普遍联系、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观点,坚持用好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当前要把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发展环境。

车俊要求,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学哲学用哲学的表率,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中国实践和矛盾的认识、判断和把握,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以更好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摘自:20170912日《 浙江日报 》01版)

 


 

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

——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许全兴

 

80年前在延安窑洞诞生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两论”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必须反复研读和运用的经典。

“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世所罕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如何搞,从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书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只能从实践中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矛盾运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革命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他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哲学,有很好的哲学修养,提出“普及哲学”的卓见。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批评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两论”的思想就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在观念上的反映,也是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理论升华和系统化。“两论”充分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但它决不是书斋中的产物,它凝结的是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具有指挥革命战争并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直接斗争的经历,仅有书本知识的哲学家,是写不出“两论”的。

“两论”的诞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紧密相联。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抓住革命转变的有利时机,发奋读书,尤其是钻研哲学,总结革命经验,为即将来到的全民族抗战磨制思想武器。19375月,他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革命中间的一切错误,无一不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因“七七事变”爆发,讲课中断,唯物辩证法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讲课后,毛泽东同志将讲课提纲和讲课记录稿整理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虽然只是《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内容丰富而生动,其中结合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论著。

“两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

从人类哲学思想史看,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深刻地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给无产阶级以科学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论断,并强调还需要“说明和发挥”。发展实践理论和矛盾学说既是列宁遗留下的两大哲学课题,也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思想理论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着力著述《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中国的知行学说、矛盾理论,写出全新的论著,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也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实践论》阐述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着重强调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事物的实践,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阐述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着重强调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更为重要;阐述了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改正错误;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阐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改造客观世界;最后概括总结了认识的根本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上升的过程,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矛盾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的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提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指出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阐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阐述了怎样研究矛盾特殊性,强调必须具体地分析情况,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阐述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强调矛盾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意义和条件;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懂得这一精髓是真正懂得辩证法及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两论”的基本观点构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曾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两论”是“三个主要法宝”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两论”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中的大法宝。

“两论”是需要反复精读的经典

经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提倡,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两论”是中国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其基本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历史证明,违背“两论”的基本精神,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不符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践,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令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201312月和2015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首先是“两论”。这是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反复精读“两论”,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简单化,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两论”不仅是中国的经典,而且也是世界的经典。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曾于19501210日做出决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同时,《真理报》配发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实践论》,称“作者全面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原理。”“两论”还写进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成为一些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教材。“两论”也为国外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崇和称引,写进了国外多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论”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纪念“两论”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马列责我开生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摘自:20170822日《 人民日报 》08版)


 

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思想武器作用,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

一、“两论”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

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革命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写就的。1921年至1935年,“左”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站稳脚跟、准备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他领导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经验,深刻理解“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

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两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这两篇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上的“金钥匙”。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彻底拔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三、“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一,“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二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发展了列宁关于“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之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

第三,“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课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第四,“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历80年风雨沧桑,《实践论》和《矛盾论》重要价值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摘自:20170901日《 光明日报 》06版)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家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把讲授内容编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分别于19377月和8月发表。“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光大这一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实践论》《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为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类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指出改造客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改造主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还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蕴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思想,等等。《实践论》《矛盾论》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这样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都属首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新境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论”是在总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新的征程,为刚刚开始的全民族抗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时,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认识过程的推移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矛盾论》中,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与中国共产党清算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为例,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及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原理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加以说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毛泽东同志既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哲学意蕴的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以及古典名著中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融会贯通。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运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这种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说明了人们在实践中经过失败之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能变失败为胜利的道理;运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说明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矛盾论》中,在说明中国历史上有的学者用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用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例证;在讲到研究问题要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引用春秋时代孙子论军事时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说明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道理时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等。

二、“两论”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哲学理论是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两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党的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贯穿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中,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旺盛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应用,是我们党一切工作克敌制胜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两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阐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陷入片面性而犯“一点论”的错误。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在实践中平均使用力量,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等等。

三、“两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

“两论”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思想法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两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通过总结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我党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这条思想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7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指导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是搞好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哲学是聪明之学、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理论思维形式。要培养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要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要把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放在重要位置,通过结合新的实践要求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灵魂,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既要看到中国发展的美好未来,又要看到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耀新的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摘自:20170901日《 求是》)

 


 

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

——纪念毛泽东同志“两论”发表80周年

中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  黄承梁

 

《实践论》、《矛盾论》(后文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成文于1937 78 月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演稿。“两论”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历史性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深化、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石,教育全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以问题导向抓主要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今年是毛泽东同志“两论”发表80 周年,重温这两篇历史性巨作,对于处于“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竞合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转折点期的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典范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了解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只有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间的环境问题,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自身本身孕育着的对生态环境的天然破坏因子是其主因、内因。但恰如恩格斯所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许多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大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在发展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现在再补回去,问题积重难返,所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教训十分深刻。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峻形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超出理的想象。一是我们首先面临发展阶段的瓶颈,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个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国向环境污染宣战的时候,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5%,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已达到63%。当前我们仍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客观上资源、能源需求旺盛,排放量和转调控总量都很大。二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跑得太快,唯GDP 论盛行、为硬发展让路,总是企图“弯道超车”。现在自然禀赋的硬约束凸显出来,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显现,人民群众心理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不仅如此,还要看到,“弯道超车”这种本身就不科学的“快赶硬上”,惯性力量仍然很大、在一些地方为政者里眼里还很有市场。三是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康芒纳所指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当今世界,一些所谓新的生态环境技术,本身也依附着潜在的、不可控的风险和“恶”的基因。如同当前西医对人体的医治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器主义泛滥、过度治疗一样普遍,发达国家和我们,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设备,以“一物降一物”的工业线性生产模式,一部分设备进行产品生产,一部分设备进行废弃物净化处理,资源能源二次消耗和二次环境污染的比重很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缓解。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变化的根本动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至少有这样两点启示:一是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本身也是历史地、实践地,具有社会实践探索属性。只要有人类的活动,就会产生环境问题。客观看待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固然时不我待,需要立即行动起来,但只是机械式地“一刀切”,在任何领域都披上环境的外衣“来一刀”,恐怕将来也要后悔。全社会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确实需要一份理性和适度的淡定与从容,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二是要积极反思、全面审视我们环境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与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相比,存在的不足及其成因。要从实践的实际成效,切实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走向现代化,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不能口号喊得震天响,环境恶化趋势得不到扭转。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在秒新分异的现代信息社会和互联网+风起云涌、翻江倒海的时代,“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不是一句空话。但确实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称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不仅仅体现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为政者的“懒政”、“惰政”层面,如单纯依靠在会议室里听汇报、以会议文件落实会议文件,因而造成管理水平教条、机械、僵化,管理中的一刀切行为十分普遍(据说在近期中央环保督查中,个别地方出现了去给农民两亩三分地玉米脱粒机贴封条的现象);也体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个别网络大V 借一两个环保事件否定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成就。毛泽东同志写“两论”,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基此,中国革命既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有别于一般学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因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美丽中国”也是这样,东西部、南北之间、西部和西部之间,等等,还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基于真正了解中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完善理论、制定政策、对症下药。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31 年至1934 年,由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或许也存在并表现为这样几种主义。一是教条主义。这即如前文提及的一刀切、懒政、惰政。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央环境督查工作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全面落实和实施,一些地方出现了变相的、曲解中央环境保护政策的行为,如简单了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强拆了之。毛泽东同志说“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从历史长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处在由工业文明向后现代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前夜。拥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有赖于重大生态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绿色化的国民经济产业基础(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以及一系列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治体制机制的保障和完善。这条发展道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决消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一些过去以大肆损害公共环境利益为代价发展起来的“顽固派”、“既得利益”,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对于这些拒绝绿色发展时代潮流、拒不转变粗放生产方式的传统“大户”,倒是需要一刀切下去的。三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社会环境载体。过去我们往往将生态环境污染的大帽子放在企业身上。现在看来,中国是一个14 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群众实现衣食住行的绿色化转向,转“一点点”就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惊喜。如有统计数据指出,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为313.5 亿件,并连续6 年每年增长超过50%。快递一年用的胶带可绕赤道425 圈。又如快餐外卖,以我国若干外卖平台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天订单量大概在700 万单左右,一单仅按一个塑料袋计算,其数量就惊人。党中央近年提出“转变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时时、事事、处处讲生态文明,这是有的放矢。特别需要指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会议很多,参加会议的人多为生态文明界专业人士。理论上说,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更多独特的价值思考和以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特有方法,并更加注重知行合一。但从实际情况看,如动辄到星级酒店开会、坐而论道、远离实际问题,这是有问题的。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要以知行合一精神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精神。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新一代人的肩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观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巩固和深化,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相继建立,人们都期待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和建设一个绿色发展的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见或可参阅:第一,要解放和发展人作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要由“人”来建设。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身父母,也是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最终归宿;大自然不仅持续不断地哺育过我们的祖先,还要替我们继续哺育我们的后代及至后代的后代。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丰裕的今天,实现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自觉转向,可能更符合中华民族先贤对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期望,中华先贤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风骨,终究是我们安身安命、与天地为三的精神仰望。第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过去我们不断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讲或者讲得不够,致使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只有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使自然价值参与到人类劳动的分配格局中来,我们才能够迎接并引领人类向着绿色经济的巨大变革前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丽中国梦前行。

二、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即是说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身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第一,从历史维度看,人类“明于天人之分”,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在神秘、旷野的自然时空下,同其它动物一样,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几多惊悚、几多悲壮。火的意外发明、石器的使用,才使人类逐步进入“人类纪元”的时代,那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工业革命所爆发出的亘古未有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挖掘地球的“战斗力”,创造了有人类以来人类社会积累的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是一个“人类世”的时代。在这里,“人定胜天”占了上风,人类暴殄天物,但短短二三百年间,就使人与自然高度紧张。正是出于应对这种挑战,上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使之成为具有西方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思潮和运动。我国在经历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的迅猛、快速发展后,由于能源资源消耗过快,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传承和植根于古老东方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土壤,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思想中国化,科学判断和预见人类文明发展走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这将是一个“生态纪元”的时代,是生态文明的大时代!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关系范畴。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方位,并基于此定位和方位,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社会生产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并发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社会总动员。另一方面,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动态变化的。尽管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的主要矛盾,但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基本国情”。发达国家一两百多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和复合型特点。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形式也出现了变化。30 年前人们求温饱,现在要环保;30 多年前人们重生活,现在重生态。特别是如,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有的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全国频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可以说,作为执政党,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中的期望,并且顺应这种期待。基此,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与公共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显著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对解决这一矛盾的战略考量。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是规模化生产使人类商品迅速丰富,缺陷是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急剧加速,而前者正是通常被人们忽视、却被西方国家主导了近200 年的所谓文明优势。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恰如美国的政治理论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固然离历史性的转折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断然不必妄自菲薄,相反,我们需要对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智慧能够重塑和重构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给予必要的历史敬重和时代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基于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更高的竞合性和内在一致性,两者或对立,但生态文明要主动完成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以历史性姿态引领人类新文明的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把学习毛泽东同志“两论”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结合,不断开辟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两论”以实践和矛盾问题为纲,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汇贯通,形成了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哲学巨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党的开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两论”整体是立破并举的姊妹篇,一方面,《实践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本身也在讲《矛盾论》;另一方面,《矛盾论》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如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分析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等等。因而,“两论”又在整体上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学哲学、用哲学,号召全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同志著作篇目,“两论”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党的十八大到即要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2013 12 月和2015 1月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特别是着眼增强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实际本领,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发展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全景全貌,特别是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和“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生态红线”等战略范畴,无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的集中体现,无不与毛泽东同志“两论”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和建设者,要善于以毛泽东同志“两论”哲学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下大力气率先打赢人民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战役过程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

               (摘自:20170911日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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